劉培林:從經濟增長動力角度看,生育率是芝麻,生產率才是西瓜

國家統計局公布我國2022年末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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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早就預期到的變化還是引發廣泛關注。早在數據發布之前就有很多方面人士呼吁采取這樣那樣的措施提高生育率。本文旨在說明,保持人口規模不是唯一目標,也不是多目標中的最高目標,而只是眾多政策目標當中的一個。特別是,如果著眼于保持經濟增長動力的話,那么,生產率重于生育率,前者是西瓜,后者是芝麻。當然,本文并不是說生育促進政策毫無可取之處。公共政策需要兼顧眾多政策目標。保持人口規模本身具有一定意義,是眾多政策目標之一,但并不應該成為唯一目標或最高目標,而應該和其他政策目標相互照應。具體到我國的情況而言,目前,糧食安全是重要政策目標,以至于國家需要實施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節能減排、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標志的題中之義,不可謂不重要;本來就不充分的就業機會將因新技術發展而進一步受到沖擊,實現共同富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征之一,這種背景下如何保持充分而體面的就業機會,不可謂不重要;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國有1/4多的人口處于跨省或省內跨市的人戶分離的流動狀態,不能成為長期就業地新市民,外出打工父母和子女長期分離,使這些流動人口徹底融入長期居住的城鎮地區并能與子女和家人長期團圓,涉及到1/4流動人口和他們的家人對基本生活品質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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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和實現共同富裕,不可謂不重要。保持人口規模這個目標與上述這些目標之間的關系,即使不是背道而馳,至少不是相互促進。那么,保持人口規模是否就是唯一目標或最高目標?很顯然不是。保持人口規模這個目標,應該和上述這些目標乃至其他更多目標,統籌加以考慮。在和其他目標統籌的前提下關注保持一定人口規模的目標時,還需要考慮到下面一些因素。一是諸如發放各種補貼、降低生育成本等生育鼓勵政策,能否奏效,效果多大、多持久?能否抵消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避孕措施普及對生育率的負向效應而有余?《柳葉刀》雜志2020年發表的一項關于2017-2100年195個國家人口規模的研究認為,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和避孕措施的普及,女性生育率降低是各國普遍趨勢,各個發展階段的國家,各種信仰各種宗教的人群,各種膚色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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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段時期內生育率都會降低。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女性生育率降低是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二是給定各國生育率都降低這個趨勢,中國即使不采取大力度的生育鼓勵政策,在相對的意義上,也將是全球性人口大國。三是提高生育率,只應該在尊重人民群眾生育自主權前提下實施獎勵或補貼生育的政策,而不能采用懲罰性政策,不能把當初為節制生育所實施的政策180度地逆轉過來,強制或變相強制生育。四是在沒有生育干預政策前提下,生育率自身是否就具有周期性,從而在一定時期后反彈?比如,也許有這樣的經濟作用機制:人口減少后人力相對于資本更稀缺,生育行為的經濟回報率提高,人們會相應提高生育率;再如,也許有這樣的生物學趨勢:不愛生孩子的人逐漸世進而生育率降到一定程度后,留下來的人的基因都是偏愛生孩子的。隨著后者在人口中占比提高,生育率會逐步回升。事實上我們常常援引的少子化例子的日本,最近幾年生育率就回升了。當然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不是這里說的這些,需要深入分析。如果要兼顧各方面目標,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讓國家綜合國力強大,而不是單純追求保持高人口規模,那么,廣泛的歷史經驗表明,生產率重于生育率。分析經濟增長歷史特別是二戰以來的經濟增長歷史,可以發現一些典型事實。第一,高速增長主動力都是高勞動生產率增速而非高勞動力增速,雖然勞動力增速不無貢獻。在所謂高人口紅利時期,同樣是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遠遠大于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第二,高速增長大幅度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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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拖累因素是勞動生產率增速大幅度放緩而非勞動力增速放緩,雖然勞動力增速放緩不無影響。第三,勞動力年齡人口高增速并不總是甚至在很多時候并不伴隨著生產率高增速。也就是說,高人口增速并不能推動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這些典型事實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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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幸福生活,根本上是靠勞動生產率提高支撐的,而不是靠總人口規模擴張支撐的。生人不如解放人!生人不如發展人!生人不如激勵人!如果著眼于經濟增長和人民幸福生活的話,那么,只要勞動生產率增長得夠快,足以抵消生育率降低的態勢,經濟的供給能力就會快速提升;人們的收入水平進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會快速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和經濟總規模都會增長。從經濟角度看,還有很多人擔心生育率降低、人口撫養比提高對社會保障體系財政可持續性的沖擊。這種沖擊的確不容忽視。那么,為了提高社保體系財政可持續性,是不是促進生育率就萬事大吉?不是的!不難理解,如果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而只提高生育率的話,除非生育率提高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上,才能夠保障社保體系的財務可持續性;否則,如果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沒達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上,那么,現階段的生育鼓勵政策,雖然在一段時期內多生出來一定數量的人口,但這些人口退休后同樣會給社保體系財務可持續性帶來沖擊。也就是說,生產率不提高且生育率沒有提高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上的前提下,任何中短期的生育鼓勵政策,最多只能將社保體系財務不可持續性問題延后一段時間爆發,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該問題。大量扎實的研究表明,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期,將生育率提高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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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從這些分析也不難看出,徹底解決該問題的出路,在于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升。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規模減少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真正值得關注的影響是,企業家和創新天才由于產生的人口基數減小了,從而全社會的企業家和創新天才絕對數量會減少。這是否會拖累長期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這種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但是綜合來看,全社會潛在的企業家和創新天才所能實際發揮的作用,既取決于這些人的數量,更取決于社會是否為他們提供了發揮作用的環境和條件。片面強調生育,人口規模大,導致人口不能自由全面發展,潛在的企業家才能和創新天才不能充分釋放的局面,未見得就比低生育率下人口都能自由全面發展,潛在企業家才能和創新天才充分釋放的局面,來得更好。這些分析對于謀劃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含義是,較之提高生育率而言,著眼于解放人、激勵人,促進全體人民自由全面發展,從而提高生產率,才更有意義,也更能見效。上述分析表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充分解放人、激勵人,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無悔的政策選擇。當然上述分析并不是絕對反對任何形式的生育促進政策,更不意味著面對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而無所準備。我們認為,在老齡化程度加深的歷史時期內,真正需要政府關注的,是如何發展醫學特別是老年醫學從而延長健康預期壽命,如何妥善照護失能老人。這些方面是無悔的政策選項,這些方面的投資是無悔的投資,由此所積累的知識,所形成的能力和技術,可以永遠服務于人類。(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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